来源：华夏时报  记者 周南 王晓慧

7月骄阳总是热烈，同样热烈的还有一群填报志愿的高中毕业生。与之热烈形成对比，对社会工作专业的报考似乎稍显冷门。

“我当时是被调剂过去的，我并不知道社工是什么。”回忆起自己的经历，孙一然（化名）很直白。在社工这个“冷门”专业就读半年后，孙一然就在父母的建议下转去读了金融，他告诉《华夏时报》记者，自己当时所在的班级，有1/5的同学都选择了转专业。

而另一方面，近年，社工职业资格考试报考人数逐年大幅递增，就在6月，报考人数约89万人，再创历史新高。

如此反差，社工行业的发展是否真的迎来了春天？如何吸引、培育社工人才，让更多社工专业学生、社工从业者能忠于热爱，奔赴山海？如何从实质上做出改变，促进社工行业的发展？

陈晨（化名）也是“被调剂的”那个。稍有不同，她本科读的是物业管理专业，一次上课，听说社工是“既能帮助别人，也能赚钱的职业化助人者”，她放弃了原本备考的会计方向，开始准备社工专业的研究生考试。对于这次自主选择，即便经过了深思熟虑，陈晨依然没想到自己“失手”了，与理想的学校失之交臂，她服从调剂进入了新疆某高校社工系，目前就读硕士二年级。

社工不是义工，也不是志愿者，这是陈晨学习社工后的最直观感受。

确实如此，社会工作是一门助人的专业，相对于医学关注在人类生理运作，心理学关注在个人心理现象，社工的焦点在于人类与环境的互动，目的在协助个人、家庭、团体、社区能适应所在的社会环境脉络，增强或恢复其社会功能的能量，及创造有利于达成目标的社会条件的一种专业活动，以预防或舒缓社会问题。而义工、志愿者则没有专业资格的限制，强调自愿助人。

在河南师范大学社工专业纪文晓副教授看来：“社工既包括服务的专业性，又包括了目标达到公益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它的概念要大于公益。”

虽为教师，实际上，纪文晓早年的“入局”方式也是被调剂，“我没有概念，也不知道社工是干啥的。”忆往昔，纪文晓跟孙一然、陈晨的感受类似。

只是这一“入局”便是二十多年。她告诉《华夏时报》记者：“这么多年学下来之后，我慢慢了解，而且投身其中，我做了很多项目，带出来很多孩子，还有服务对象，一个人影响一片。我们这个领域，‘一个人’多了，影响力就多了，社会就进步了。”

而站在更宏观的角度，纪文晓指出，被调剂的背后也与政府推动社工机构、社工行业发展的目标一致。她说道，我们之所以“引进”社工这个“舶来品”，在北大以及更多高校设立社工专业，就是一种改良，不同才能产生创新和变革，实际上，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就是这么走过来的，不断学习、吸收、改良，补足我们在方法路径上的不足，不断进步。

“入局”之后的分岔路，有很多人在向前走。纪文晓告诉记者，总体来看，自己的学生20%-30%毕业后选择在社工机构工作，如果算上从事社工教育、进入街道办等相关工作的同学，比例达40%-50%。“实际上，这么多年我发现，社工专业培养出来的孩子，只要是留下来并且坚持深耕的，都很优秀，有的学生已经在基金会担任秘书长，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。”

不过，如何影响更多人？当站在面包与理想的分岔口上，很多“社工”还是陷入了两难。

困局：面包与理想

谈起薪酬，陈晨有些无奈。

她告诉记者，自己在找实习工作时，也考虑过一线城市，但她看到不少一线城市的社工实习工资两三千，且不包食宿。“我本科的实习月薪能拿到4000元，现在读研之后，薪资水平反而下降了。”这让她很失落，迫于经济压力和受疫情影响的种种不便，陈晨一圈权衡之下，最终决定返回家乡小城的一家社工机构实习，没有薪资，但能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。

“社工是一个很好的专业，但不是很好的职业。”这句话似乎能诠释“陈晨们”的想法。

实际上，薪酬确实是社工成为“好职业”的一道“坎儿”。

自媒体“公益慈善论坛”联合创始人、主编张以勋告诉记者，社工整体收入水平偏低，“广东这边助理社工薪资约三四千，中级社工五六千”；招聘用工也欠规范，比如很多用人机构在招聘信息上写薪酬面议，结果“招聘信息的阅读量上万了，都招不到人”，招聘效率很低；还有的用人机构妄图用情怀“画大饼”，招进来的人也做不久；此外，有些机构试用期时长和劳动合同期限不合规，或者试用期结束后才签劳动合同，不给员工买齐五险一金，这些操作也导致人才流失。“综合而言，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社工机构各方面相对还好些，三四线城市的社工机构情况可能更糟，薪酬待遇水平也更低。”

“光有情怀不行，要多给社工一些实惠。”张以勋又补充道。

安徽省宿州市拂晓社工中心负责人韩明涛对此深有体会，成为机构负责人四年以来，他和机构内的另外两名职业社工依靠政府采购项目“存活”，一面是尽心尽力地做项目：市民政局“五社一心”项目、市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疏导项目、市文明办对口帮扶乡村少年宫项目和“阳光心港”农村未成年人心理关怀项目；一面是每个月三千多的工资。

他告诉记者，自己的生活没有问题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心理咨询师，承担社工负责人的同时，还兼职给来访者做个案。但作为机构负责人，他是个现实主义者，依然为机构的长久发展感到担忧。

“我是社工，是心理工作者，我们常说‘用心灵温暖心灵’，无非就是想让自己有能力过得幸福，还有能力带动更多人幸福。”韩明涛说这话时，又成为了理想主义者。

面对社工机构的种种不足，纪文晓分析道，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，大量的社会问题也同时涌现，为此政府就要出台政策解决问题，我国的社工机构也是在这种推动中发展起来的，其推动的方向无疑是利好的，而社工机构也因此有社会性天然不足的特点，同时，社会组织的成长、从事社工服务个体的素养培育、居民整体意识的提升都需要时间，此间就形成了落差，也是社工机构出现问题的原因。

“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转型之痛，我们也要清楚，这无关对错，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，器物的发展总是快于人性的发展，我们要给社工机构、社工行业的发展多些等待和耐心。在等待的过程中也要做事，社工行业是一个‘良苗’，我们可以施肥，给予资源扶持，同时不能急于求成。”

那么，如何给社工行业施肥？

破局：多管齐下迈过“坎儿”

作为一个带领和影响更多学生、项目受助者“破局”的教师与社会工作者，纪文晓坦言，国家、学校培养一个专业的社工人员需要很大的成本，理论、实践、督导，对“人”的培养，技术含量不比教师、医生低，这个群体值得相应的地位待遇和认可。

而宏观上如何助力行业发展，其一，要拓宽社工机构的发展路径，主动探索与商业的结合，借鉴社会企业的经验，“另外，无论是社工机构还是公益组织，只要可以解决社会问题，就可以收费，让他们有个体面的生活，少一些‘道德绑架’。”纪文晓说道。

其二，要增加人才培养路径，除了学校培养，还要探索职业化培养。纪文晓指出，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，成人培养难度更大，他们已经不处于价值观的形成期，年龄、家室等问题也会影响学习效率，但较于学生的理想化，他们有职业经验、稳定性也更好。

其三，纪文晓也建议在大体制内开发有吸引力的社工岗位，如在学校、医院、工青妇团、司法部门等都设立相关岗位，在公务员的招考过程中增加社工专业的比例，以此增加就业。“但是就业门槛一定要把住，要对专业和非专业进行区分，让接受过社工专业教育的人才进入。”

另外，人才培养与教师密切相关。纪文晓坦言，虽然目前国内已经有大量的社工院系致力于培养社工人才，但师资力量仍有欠缺，不少教师是转岗而来，在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上还有提升空间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很多教师对社会工作的热爱源于内心，在领域内持续深耕，“尤其是很多有实务的老师，越做越喜欢。”

对于社工行业的未来，纪文晓并不悲观：“春天来了。”

实际上，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秘书长邹学银曾明确指出，社工的发展潜力很大。按相关测算，我国需要200万至300万名社工，而目前我国有163万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；截至目前，取得社工职业资格证书的有73.7万人。

同时，社工的职业发展空间和制度环境将越来越好。近年来，民政部大力推进乡镇（街道）社工站建设，到“十四五”末预计可增加十万余个社会工作岗位，大大拓展就业空间。

以上海为例，《上海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》提出，到2025年上海市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20万人，持有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相关证书人数达到4.5万人，街镇社工站覆盖率100%。

在向好的同时，纪文晓也提醒，注意“倒春寒”。“疫情之下，有些地方发不起工资，社工项目直接断档，有些降低标准承接项目，因此社工机构在连接政府资源的同时，一定还要面向市场。”而社工个体要提高自身业务素质，每个社工最终都要走出自己的一条特色之路，心理学、养老、儿童、家政等等，社工能解决问题打造品牌就会有人愿意付费，“给自己加一条腿”。

“我对社会工作抱有好的期待，它未必特别完美，但会成为一个让更多人尊重的职业。”纪文晓说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