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在考虑绕过业委会难题

中国社会有三大难题，中国足球、中国股民和中国业主。看似仅是一项运动、一种投资、一类人群。实则背后是教育、是经济、是民生，体现的是现有体制下的治理困境。

｜且，大部分人，已经选择躺平了。

在社区治理的圈子待久了就会发现，其实不同的人对于社区治理的理解和参与程度是不一样的。当“新人”们还在高喊维权，谴责物企，推动立法的时候，“老人”们已经看清了现实，开始思考其他出路了。

近期参加了一次高校的小区治理主题论坛，有幸再次和舒可心、赵健等老师相聚，也交流了各自对小区治理的一些看法和观点。但无论是信托制还是管委会，都或多或少地在选择绕开业委会制度。

以下是个人的理解，不代表专家们的原始观点。

#1 邓巴指数

舒老师直接从理论上一剑封喉，认为根据社会学家罗宾·邓巴的研究，人类想要保持紧密社交关系的上限是150人，这一数字限制了信任关系的范围，当然也包括了小区相关的公共议事。

从古希腊、古罗马的元老院和公民大会，到当下美国、香港的居住单位，基本上被限定在了100~300人的范围内。而中国的小区，则普遍甚至远远高于这个数字，也使得小区的公共议事较难以科学理性的方式进行，达到良好的自治效果。

权利分离

因此，信托制将管理权和受益权剥离，将物业费以公共资产的方式进行信托。信托人仅需以受益人的形式，监督是否履约，但无法干涉具体的管理。信托的执行人则依靠自己的专业和信托条款行使管理权。

个人观点

对于邓巴指数之于紧密社交关系的划分，我个人是赞同的。不仅舒老师举的例子，在罗伯特议事规则中，最适用的议事人数，也大约被划定在这个范围内。而且，无论是元老院还是现代议会，还都是相对专业的公共事务参与者。无论是培育体系还是实操经验，都非当下中国的业主群体可比。

｜我的思考是，紧密社交关系是否等同于信任关系？

譬如，我们信任医生、警察、教师等专业人士，显然不是因为双方的社交关系，我们信任的是他们背后的系统，如医疗系统、执法系统、教育系统，我们相信这样大范围应用多年的系统，会为我们做出合适的选择。

｜系统可信，我们假设系统中的人也可信。

我们是否能在小区治理中，也建立这样一个可以信赖的系统呢？

#2 物业管理委员会

对于当下的小区治理环境，赵老师的判断是，

｜物业管理委员会会逐步取代业委会。

近20年来，物业费的涨幅和人工成本的涨幅不成正比，由于业主自治普遍偏弱，使得业主群体始终难以形成和物业公司对等的谈判主体。物业公司在应对涨薪不涨价，也催生了各种行业潜规则，更间接导致了和业主群体的对立。

赵老师认为，物业服务有一定的社会属性，不能单纯的看为一个市场化的商品。由于没有像水、电、气一样由政府定价、调价，而业主群体又因为自治能力不足没有和物业公司对等的市场地位，导致了当下物业服务矛盾很难调和。

物业管理委员会应运而生。

趋势

原本，物业管理委员会只是作为业委会的“备胎”，但由于其成立条件过于便利，而物业服务市场又因为恶性竞争导致了“物闹”现象对业主自治的干扰和反噬，使得越来越多的小区乱象影响和和谐稳定。反而使得物管会大有取而代之之势。

2018年，北京市推动小区业委会应成立尽成立相关政策，结果是，成立物管会比例大大超过业委会。而各地物管会相关推动政策也陆续出来，物管会成为趋势似乎已成定局。甚至，后面还有一个居代业在跃跃欲试。

又是个人观点

我认同赵健老师对物管会发展趋势的判断，也部分认同物管会对于当下业委会中存在的乱象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。不仅如此，有很多对业主自治现状感到失望的业委会人，也认为物管会是一个不坏的选择。在管的好和没人管之间，还有一个有人管。

现实，笔者是承认的。

｜但问题是，物管会是最优解吗？

尽管物管会的比例相当的高，但几乎没有听过好的物管会小区治理案例。因为物管会这剂镇痛剂的效果明显，但副作用也很大。物管会的原罪是，将原本就模糊不清的小区治理权力边界，弄的更乱了。街道对于业委会的指导和协助职责，在实际中本来就很难规范，例如，以各地街道不予备案的案例来看，将备案理解为审批的街道为数不少。

｜实际成为了一种阻碍业委会的手段。

从业委会制度的本意，即希望通过业主群体承担责任、形式权力而降低社会的运营成本这点来看，物管会的效果则是本末倒置的。街道、社区直接介入到小区的管理，以一对多，完全没有时间精力真正的融入业主群体，也因为街道、社区这个身份，很难让想推卸责任的业主回归理性，反而容易形成误解和对立。

物管会是业委会的一个补丁，尽管补丁有作用，但没人会将补丁认为好看。而如果大部分衣服都有补丁，则无疑是一种扭曲的社会现象。

#３ 尾声

无论是信托制还是物管会，看似完全不同的两条路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想绕过业委会难题。

｜这题太难，我不做了。

一个是将业主的权益拆分打包出去，一个是在业主权利中插入一只手。

孩子小，承担不了责任。信托也好，找个监护人也好，必要，也可以理解。但有一个问题，这孩子会不会长大？或者，

|需要不需要长大？

即便是信托基金，也有在孩子成年后归还权益的方式。而孩子的监护人，也会在孩子成年后履行完义务。业委会制度的初心和目的是否还能实现，一个更多人承担责任，更多人履行义务的美好社区梦是否还能继续，在业委会诞生32年后，物权法诞生16年后，民法典颁布3年后，

｜我们可以再深思一下了。

《三国志》先主传，刘备托孤说了句：“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”这里的自取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取而代之，一种是请诸葛亮另选一个继承人。

而历史的选择权，也同样交到了业主们的手上。